这个军区军政主官不和，政委认为司令“霸气”，难相处，愈演愈烈

1973年12月份，中央做了个大决定，就是让北京、沈阳、武汉、济南、广州、南京、福州、兰州这八个军区的头头们换个位置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司令员要互相调换。

调岗理由挺直接，大军区司令员在一个地界蹲久了，容易变得独断，啥都是他说了算，政委的声音就被淹没了。在八大军区里头，许世友、杨得志、韩先楚、陈锡联这几位，都在一个地方守了十多年，主要是想给他们换个新环境。至于丁盛、李德生、曾思玉、皮定均这些，任职时间还不算长，挪个窝儿对他们来说，也没啥不好。

韩先楚在福州军区稳稳当当干了十六年，后来跟皮定均换了个位置，去了兰州军区当司令员，跟那里的政委搭班子一起工作。

在北京碰头开会那会儿，毛主席跟韩先楚讲：“冼恒汉这人实在，咱可别对他使坏。”话音刚落，屋里人都乐呵上了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后来干工作时，这话还真有点成真了？

【对调后，这几位大军区司令员，有点儿被“削权”了】

从1967年开始，军队接到任务去支持左派，很多大军区的领导和主管，就开始管起了地方上的事儿。比如韩先楚，他不光是福州军区的司令员，还是党委的头儿，福建省的头儿，还有省革委会的一把手，大家都叫他“四个一把手”。

韩先楚拥有“四个第一”的称号，其实陈锡联、杨得志、许世友、丁盛、曾思玉也都不例外，他们既是军区的大当家，还兼任着地方的一把手。

现在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了岗位调换，他们到了新岗位就不再管地方上的事儿了，一门心思扑在军队建设上。他们心里头有多少落差，咱们外人可猜不出来。反正吧，一个人要是在某个位子上权力挺大，突然间被收回一部分，肯定多少会感觉不太对劲。

那时候，负责甘肃地区还有兰州军区建设工作的并不是皮定均，而是政委韩先楚这位上将。韩先楚来了之后，在军区党委的排名里，他只能排在第二位，而且还没担任地方上的什么职务。

冼恒汉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，他时刻都在帮韩先楚树立和维护他的威望：

他讲道：自己对韩先楚了解不多，两人之前从未共事过。这位同志在打仗那会儿相当有名，战功卓著。后来在支援左派时，他担任了福建省委的第一把手、省革委会的头儿、福州军区的司令员，还有党委的第一书记。党、政、军的大权他都管着，一个人身兼四个“第一”，被人称为“福建王”。

韩先楚来了之后，就只剩了个军区司令的位子，其他那三个“第一”的头衔全没了。而且，这西北地方跟福建海边比起来，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战略位置、天气、部队条件，哪都比不上福州军区。所以说，他是一肚子不满意地来接这个摊子的。

兰州军区那边条件挺差的，环境也不好，所以好多干部都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。之前的两位司令，张达志和皮定均，他们都是能省则省，把不必要的花销都砍掉了，给国家节省了差不多一个亿的军费。这么说吧，并不是说现在的韩司令不如前两位节俭，但为啥他俩之间会有矛盾呢？

【生活上的问题好解决，工作上的分歧也随即而来了】

冼恒汉到了兰州军区后，抱怨房子条件不行，水也不干净，还要求特别给他弄来电冰箱、彩色电视这些东西。管理局的人背后都跟他说：从来没见过这么难对付的领导。

生活里的麻烦事儿还算好摆平，但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就跟着冒出来了。

他去部队看了看，一路上发现问题就立马批评，不像张达志、皮定均他们，会给出对工作很有帮助的建议。所以，从准备打仗的训练、战斗场地的安排，再到边防的建设，都得照着他的想法来。

如果要改变原有的防御设置，这事得往上报到军委和总参去。毕竟，以往的好多工作都是得到上面点头才动手干的，目的就是要改掉那种有边界没防守的老样子。他压根儿不听旁人的意见，等总参批评他的时候，他就找借口说去“看病”，一走了之，把他自己搞出来的乱子全推给别人了。

上面说了冼恒汉对韩先楚来了之后，从日常到工作的一些看法，觉得他有点“强硬”。但自己作为党委的一把手，讲的是顾全大局，注重团结，最重要的是得保住韩司令员的威信。在工作里头，得尊重他的想法，多找共同点，小事儿上别太计较，尽量少闹矛盾。

当然，冼恒汉这只是他个人的说法罢了。两个人在工作上有了分歧，难免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，对对方有些主观的看法。

军队和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之间，有时候会有意见不合、关系不融洽的情况，这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上都挺常见。外人瞧着可能都挺和睦的，但实际上里头矛盾多了去了，这些矛盾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明白的。